“斯诺历时三个多月的采访写出《红星照耀中国》，陪同他采访的“红军外交官”来自江西峡江，直到40多年后，斯诺夫人来华，胡金魁的名字才被世人知晓。今天带大家揭开这段尘封的往事，走近这位低调内敛的“红军外交官”。”
作者 | 王玉珍 任云仙
题图 | 斯诺（右）、胡金魁（中）、
李长林在陕北
20世纪30年代，一部《红星照耀中国》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严密的新闻封锁，向世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神秘面纱。然而，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中文译本中一位关键人物的名字却被误译为“傅锦魁”。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史料陆续公开，人们才得知这位全程陪同美国记者斯诺、向世界传递红色声音的“傅锦魁”，其实是江西省峡江县走出的“红军外交官”胡金魁。由于浓重的江西口音将“hu”发为“fu”，这个美丽的误会伴随了他一生。
面对误译，胡金魁从未想过纠正，也几乎从未向人提及这段经历。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这段尘封的往事才重见天日，一位低调内敛的“红军外交官”形象，才真正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从裁缝铺走上革命路
1906年，胡金魁出生于峡江县一户贫苦农家。因家境贫寒、度日维艰，12岁那年，他跟随兄长前往吉安学习裁缝手艺。由于目睹政府腐败、民众生活困苦，胡金魁毅然投身工人运动。
1925年，为声援五卅运动，吉安城内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这场斗争造就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为工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年9月，吉安总工会成立，下辖米业、染布、裁缝、码头等11个行业工会，年仅19岁的胡金魁被推举为裁缝行业工会委员长。吉安裁缝行业工会发起加薪罢工斗争，裁缝行业资本家暗中贿赂县公署，罗织“邀伙聚众、结党滋事、煽动罢市”的罪名，逮捕四名缝纫工人代表。面对不公，胡金魁等人迅速组织数百名工友前往县公署据理力争，县公署最终被迫释放被捕人员，资本家也只得应允工人加薪诉求。
1926年8月，裁缝工会再次罢工，这次争的是一日三餐。按照行规，店主本应承担工人伙食，对方却以缝纫是轻体力劳动为由，每天只供两餐，还嘲讽工人“人心不足蛇吞象”。资本家又勾结县公署逮捕了七名工会骨干，吉安总工会全力声援，全城罢市、罢课三日。各方压力下，县公署释放了被捕人员，缝纫工人终于争得一日三餐的生活保障。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赣江两岸。胡金魁没有消沉，他积极组织工人响应秋收起义。1930年，经毛泽覃动员，胡金魁带领一批缝纫工人参加红军。1933年，胡金魁调任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1934年，胡金魁随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踏上长征路，长征途中经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部队胜利抵达陕北。
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次年增设外交部，胡金魁受命担任外交部招待处处长，兼任中央交际处处长。从赣江边的裁缝铺走到陕北苏区的“外交前台”，这条路他走了十余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奉命接待美国记者斯诺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陕北苏区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充满误解与偏见，“赤匪”“暴徒”的污蔑言论甚嚣尘上。
1936年初夏，得知美国记者斯诺即将来访，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接待事宜。派谁全程陪同？几经斟酌，中央把目光落在了胡金魁身上——他政治立场坚定、行事沉稳严谨，具备出色的沟通协调能力。
毛泽东特意嘱托，一定要做好服务工作，务必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还要从各方面尽量满足斯诺的采访要求，帮助解决困难，保证人身安全。虽然胡金魁最初对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斯诺带有误解，但还是欣然接受这一特殊而有意义的政治任务。
7月8日，斯诺抵达苏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安塞县白家坪。胡金魁已随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先期到达。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斯诺，亲自为他制订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日程表。
初次和外国人接触，胡金魁担心语言不通难以接待好，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斯诺不仅会讲普通话，还会讲上海方言，并且性格开朗，善于和周围的人交朋友。
7月10日，胡金魁与保卫局干部李长林等人陪同斯诺，前往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县（今志丹县）。一路上，他主动为斯诺讲解陕北风土人情，介绍红军生活场景，解答对方关于红军的种种疑问。
到达保安县后，斯诺深度采访了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应邀观看红军剧社露天演出，他真切感受到红军与苏区民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空闲时，斯诺向胡金魁询问各种问题，还主动教他认识英文字母和用英文签名。两人慢慢熟络起来，成了特殊的朋友。
斯诺送给胡金魁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支派克钢笔。
陪同斯诺采访红军前线部队
1936年8月，毛泽东建议斯诺前往宁夏红军前线采访，胡金魁尽一切努力为斯诺提供帮助。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了这段交往：“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在前往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宁夏预旺堡途中，斯诺得知国民党即将对苏区发起新攻势，便心生退意，打算转去国民党统治区采访。在胡金魁和翻译吴亮平轮番劝说下，斯诺最终决定继续前行。
跋涉两个星期后，他们到达了预旺堡。在前线，胡金魁陪同斯诺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彭德怀向斯诺介绍了中国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斯诺对彭德怀印象深刻，称赞他是一位率直爽朗、富有才智、吃苦耐劳、精力过人、爱惜部下、善于作战的红军领导。
斯诺在红15军团的军团部待了5天，他目睹徐海东每日凌晨四点早起工作，精力充沛，带出的部队勇武整洁、纪律严明。斯诺认为，徐海东怀揣质朴天真却极度真诚的革命热忱，这是其深得部下拥戴的关键。
更让斯诺震撼的，还是普通红军战士的精神面貌。红军生活极度艰苦，战士们住窑洞、睡硬炕，衣食简朴却整洁有序，作息规律且训练刻苦，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心态。
斯诺参观了连队的列宁室，室内悬挂革命领袖画像，设有军事模型区、识字角与墙报栏，还配有乒乓球桌、留声机，战士们在此开展学习、研讨、文娱活动。斯诺还旁听了主题为“抗日运动的发展”政治课，战士们踊跃发言，痛斥日本侵略与国民党卖国行径，畅谈抗日决心与革命信念。
这段经历让斯诺见证了红军战士的崇高理想与蓬勃力量，让他读懂了红军不可战胜的精神内核。斯诺坦言：如果没有到红军前线采访，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的军队。
1936年夏，胡金魁在保安。
一段友谊守口如瓶四十年
1936年9月底，斯诺结束了在宁夏、甘肃前线的采访，返回保安，生活和采访安排依然由胡金魁负责。他随后采访了博古、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伍修权等红军高级将领，和他们一起打篮球、打网球、打桥牌，用可可粉自制咖啡。
经过3个多月的采访，斯诺搜集了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几本笔记本。
10月12日，斯诺带着采访资料离开保安，胡金魁负责护送。19日，他们在洛川依依惜别。斯诺请胡金魁在他的笔记本上签下了英文签名，还送给胡金魁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支派克钢笔，胡金魁不肯收。
斯诺说：“这两件东西对你学习、工作都有用，你一定得收下，我一到那边（指白区）就会有的。”胡金魁非常感动，收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并在此后的岁月中一直珍藏着。
斯诺于1937年写出20多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多处记述了胡金魁接待并全程陪同他的详细情况，刊载了一张他为胡金魁拍摄的单人照片，一张他与胡金魁等3人骑马的合影照片。
负责接待并陪同斯诺访问苏区的往事，是胡金魁完成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他终身坚守党纪、守口如瓶，不仅在历次履历表、整风自传中从不提及，即使在子女面前也从不谈及。
1982年春，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斯诺夫人访华，与重病中的胡金魁相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胡金魁唯一一次，也是此生最后一次以本名与斯诺家属见面。面对众多媒体，沉寂40余年的胡金魁终于开口讲述了那段难忘往事。此后，他在妻子杨湘君协助下，回忆整理了《我和斯诺》《斯诺和红军》等文稿。
同年7月，胡金魁在武汉安详辞世，终年七十六岁。遵照遗愿，他的部分骨灰撒入赣江峡江段中。这位低调内敛的“红军外交官”，在一生的革命历程中用忠诚与奉献写下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页。
来源：当代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