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报告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在作结论时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针对国家预算问题，发言指出：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他提出，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这篇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习近平在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时强调，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只要我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要通过展览，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正确的，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军事政策制度调节军事关系、规范军事实践、保障军事发展，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他指出，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以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为指向，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调动军事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系统谋划、前瞻设计，创新发展、整体重塑，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政策制度保障。他强调，要深化我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完善军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形成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我军党的建设制度。他指出，要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适应国家安全战略需求，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制度，构建联合作战法规体系，调整完善战备制度，形成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全面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他强调，要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加强军事人力资源制度体系设计，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优化军人待遇保障制度，构建完善军人荣誉体系，统筹推进军事训练、装备发展、后勤建设、军事科研、国防动员、军民融合等方面政策制度改革，形成聚焦打仗、激励创新、军民融合的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更好解放和发展战斗力。
他指出，要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改革，创新战略管理制度，构建军费管理制度，加强军事资源统筹安排，推进法规制度建设集成化、军事法规法典化，推进军事司法制度改革，形成精准高效、全面规范、刚性约束的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提升军事系统运行效能，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
11月13日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1月13日 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时讲话指出，要通过展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坚定全国各族人民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1978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取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后，登上办公大厦楼顶，瞭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 年 6 月，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从 10 月开始，党中央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展开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
11 月 30 日，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示》，要求全省开展系统地深入地学习总路线和总任务。省委宣传部在《关于全省干部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通知》中，对学习的目的、内容、时间、领导和组织等作出具体规定①。12 月初，地委要求全区各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宣传员代表会、妇女代表会和农民代表会，面向农民深入开展宣传总路线和总任务②。县委及时地对学习、宣传总路线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在全县城乡掀起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县委宣传部按照县委的要求，召开了全县学习、宣传总路线辅导员会议，并根据省委、地委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县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了全县学习、宣传总路线的初步计划。12 月 16 日，县委召开 529 人参加的县直属机关干部会议，学习总路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安福、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昭春分别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强调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学习的重要性，要求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学习宣传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12 月 29 日，县委组织部举办建党训练班，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之后，县委在全县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向农民群众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广大农民经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学习，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生产与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互助组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地向农民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县委要求县直属机关各单位干部回乡过春节时，要向当地农民群众作“关于加强巩固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工作”。经统计，回乡过春节的干部共有 178 人，向农民群众作宣传报告计 446 场次，受教育人数达 70511 人。回乡过春节干部所作的宣传教育工作，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好评，使他们对“加强巩固工农联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54 年 2 月 7 日至 18 日，县委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 1953 年的工作，制定了 1954 年的生产和互助合作计划。有 585 名县、区干部参加了会议。此后，在全县农村、工厂、学校、机关以及人民团体中，进一步掀起了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学习总路线的热潮。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切实抓好总路线的宣传学习，3 月 23 日，县委宣传部向全县各区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区组织成立学习委员会，区委书记任主任，宣传干部任副主任，并制订学习计划，组织全体农村干部，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等有关文件。县委要求各乡要定期向区委会汇报总路线的学习情况；区委会每半月要向县委宣传部汇报一次总路线的学习情况；县委宣传部要定期抽查各区的学习情况，对学习好的给予通报表扬，对学习不够到位的则给予通报批评。4 月 1 日至 6 日，召开玉山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县委书记王树衡在会上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
通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贯彻，全县人民受到一次深刻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农民思想觉悟显著提高，自愿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互助合作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至 1954 年底，全县参与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户数的 55.3%，比 1953 年增加一倍多；其中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197 个，3998 户，占农业总户数的 6.8%；有常年互助组 979 个，8508 户，占农业总户数的 14.6%；有临时互助组 3318 个，19730 户，占农业总户数的 33.9%。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玉山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