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复信批评中央二月来信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是错误的，并介绍了红军的战术，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其实，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关于红军的战术，复信还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关于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0年4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有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此次蒋令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电报还提出：华中地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德、彭德怀及刘少奇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刘少奇负责，会商黄克诚、彭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德、彭德怀及中央军委。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1年4月5日
刘少奇写信给陈丕显并转各地委同志，强调要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信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以外，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及其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这种意思。只有民众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因此，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
1943年4月5日
毛泽东和朱德致信印度国民大会。信中高度评价柯棣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及中印友谊，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
1979年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2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革命》（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瞿秋白写的序言。
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临时党支部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国民党于1941年1月发动了意在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机关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牺牲，被俘的新四军战士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集中营里的同志们在狱中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有的同志在狱中党组织掩护下，逃脱魔爪，重新回到抗日战场，奋勇杀敌。从集中营逃脱的新四军战士姜献华等同志领导的浙赣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姜献华是江西省玉山县下镇乡岩山底人，1936年参加革命，同年冬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黄若暾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学生抗日组织指导员。1939年11月经组织介绍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先后任班长、干事。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囚于上饶集中营。
1941年5月，姜献华、阮吉昌两同志在狱中党支部的掩护下，逃出人间地狱——上饶集中营，潜回玉山下镇乡岩山底村，随时接应以后越狱的同志，发动群众一起同日伪军战斗。同月，姜献华与以后越狱的邓毅生、黄志刚、刘诚、张广、孙克等同志一起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姜献华负责。
为了便于隐蔽和发动群众，党支部决定由姜献华根据各人特长，分别介绍工作，刘诚到石灰山劳动，黄志刚协助修造水库和做蜡烛，张广和孙克到池头墩小学教书，邓毅生留在姜献华家里，与姜献华共同领导党支部工作。
1942年6月，日军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沿浙赣线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不战而退，向福建“转移”，下镇乡就成了国军退兵的宿营地。一时当官的向乡长要钱要粮要人，当兵的就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愤怒的群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同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斗争。临时党支部针对当时局势和群众无组织抗争的现状，决定“立即搜缴国民党军队散兵的枪支，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抗日”。在姜献华等人的努力下，搜缴了散兵、铁路警察、土匪的部分枪支，加上姜献华家里（姜家在解放后被划为开明地主）的支持，组成了由50余人组成的抗日武装。
党支部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一切抗日力量，进行武装抗日。于是党支部在群众和开明地主（其中有姜献华的父亲姜尚海）的拥护下，收编了“小老虎”等土匪武装，宣布成立浙赣边区抗日游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由姜献华、张广两同志任总指挥，黄志刚任第一中队队长，刘诚、孙克（邓毅生由于外出寻找党组织，未回）具体负责群众工作。第二中队为“小老虎”的武装。第三中队为三学寺吴朝仕的武装。党支部还针对土匪们一时成为正式抗日武装，土匪恶习难免重犯的问题，为保证游击队的纯洁性，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害，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拥护。虽然党支部一时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不上，但是党员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只有发动群众，抗日才能胜利。于是党支部发出了“团结抗日，武装保卫家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正确口号，并制定了具体措施：第一、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动员群众参加抗日队伍；第二、立即封存国民政府的粮仓，对饥民实行救济；第三、调动一切抗日力量，向各乡富有户进行捐募，壮大抗日力量；第四、在江山、玉山、广丰等地，设立情报站，随时掌握日伪军动向。
由于游击队纪律严明，措施扎实，在广大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取得了几次斗争的胜利，在下镇一带造成了极大的声势，使日伪军惶惶不得终日。
当时，日军由汉奸带路，经常下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群众早已恨之入骨。为了打掉日军的嚣张气焰，游击队经常在一些地带，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日军，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一时不敢下乡作恶。同时也秘密除掉了几个汉奸。
日军害怕在江山到玉山的公路上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于是派骑兵队天天在这条路上巡逻。1942年9月上旬，游击队侦知骑兵队行动时间后，决定予以打击。游击队分成15组，三人枪为一组，一组对一骑兵，并把长矛手、大刀手、投弹手安排埋伏在接近公路的树丛里，随时冲出予以重杀。战斗打响后，一时喊声震天，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不知游击队实力如何，只得丢下尸体和战马仓惶而逃。这次战斗，打掉了日军的威风，大大增强了浙赣边区群众的抗日信心。
同月，日军从浙赣线上溃退，国民党政府重新统治玉山等县，对姜献华等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实行诱归和威胁，妄图收编游击队，被姜献华等严正拒绝，游击队迫于敌强我弱，转移到山区打游击。由于当时党支部没有与上级组织联系上，加上孤军奋战，环境恶劣，游击队难以就地坚持。9月底，党支部对善后问题作了妥善处理，埋好手里的枪支弹药，宣布自行解散。随后，党支部的成员也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征途。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玉山县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